▲尹仑
红星新闻记者 刘木木 实习生 王语峥
编辑 潘莉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将于2021年10月11-15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届时，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将在自然与文化多样性峰会分论坛上做分享发言。
尹仑还是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项目主任，主要从事民族生态学、气候人类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深入了解民族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文化传承，尹仑曾在云南迪庆的佳碧村生活了两年，并在当地从事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工作近20年，是佳碧村的“荣誉村民”。
日前，红星新闻深度专访尹仑。他表示，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即便在超大城市，生物多样性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如影随形。尹仑认为，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密不可分，文化多样性产生于生物多样性，反过来又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他在TOP15分论坛的分享，也将围绕上述观点展开。
COP15
要达成一个“昆明目标”
红星新闻：《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十五次会议（COP15），为什么选在中国的云南昆明举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云南居于何种地位？
尹仑：第一，云南的一些地区，比如滇西北的香格里拉、滇西南的西双版纳等，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代表性地区；第二，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同时也是文化多样性丰富地区，云南恰恰也是这样的地区。
放眼全球，喜马拉雅山、巴西亚马逊森林、非洲的刚果森林，这些生物种类丰富的地方，都有丰富的文化种类。在云南这片土地上，世代生活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创造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反过来，这些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又保护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今天，云南的生物多样性如此丰富，和当地的文化多样性、传统知识密切相关，这些特点，使得云南昆明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举办的最佳地点。
▲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景观
红星新闻：COP15的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如何理解该主题？
尹仑：我觉得有三层含义。第一，当前我们面临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资源丧失严重这样一个大趋势，各国都意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这不是某个国家的责任，而是全人类的责任；第二，我们处于气候变化的时代，COP15结束后，马上又会在英国举行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两大危机，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第三，工业文明带来了环境污染恶化的后果，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理念，和欧盟的绿色发展理念，核心都是要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主题，放在我国举行的这次生物多样性大会上是非常恰当的。
红星新闻：如以十年为期，回头看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COP10，当年提出的那些目标，进展和完成情况如何？本次大会，又会提出哪些目标？
尹仑：2010年，世界各国为解决生态破坏、栖地和野生动植物流失，在日本爱知县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0上订下了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十年后的今天，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检讨报告，发现没有一项全球目标可以完全实现，只有六项全球目标部分达成，部分子目标甚至更加恶化。也就是说，世界各国没有完成当年的“爱知目标”，这是一个很沮丧的事实。但也有积极的一面，例如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超额完成3项“爱知目标”下的国家目标，我国实施“爱知目标”的总体情况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本次生物多样性大会，我们要达成一个“昆明目标”，它不是愿景或口号，而是会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地区、步骤。“昆明目标”可以借鉴《巴黎协定》（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大会上通过的一项协定），制定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减缓、控制目标年份，以及生物多样性恢复目标年份，具体下边还有很多小目标。制定“昆明目标”是COP15提出的重大责任，而且要取得各方共识，各方要有行动力，不能像“爱知目标”那样部分无法完成。
▲尹仑做田野调查工作时留影
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
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红星新闻：中国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上，需承担哪些责任？
尹仑：习近平主席日前参加第76届联合国大会时承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会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说明，中国是有担当的负责任的大国。
此前我国提出了“绿色丝绸之路”倡议，我们会与沿线国家，在生物多样性领域达成共识或行动目标，把绿色理念落到实处。在气候变化框架下，习近平主席提出我国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能源支持，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谈判过程中，我国也可以基于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和各国代表进行谈判、磋商，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我们知道，“爱知目标”达成后，日本和西方国家没有非常主动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这方面的支持。
红星新闻：2010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年”，当年有观点认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没有得到缓解，过去十年，这种情况是否得到遏制？
尹仑：设定“国际生物多样性年”的一个好处，就是逐渐使得生物多样性概念深入人心，而不止停留在科研人员的研究范围中。现在一般百姓多少了解什么是生物多样性，不像十年前鲜为人知。
但是，这十年中，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因气候变化等原因，一些物种的栖息地发生改变，一些物种灭绝，人类活动和城市扩张，也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系统。总的来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依然是严重的，依然是要我们来警惕的。
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的文化多样性，也就是相关传统知识的丧失速度，比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还要快。文化多样性蕴含着人类怎么理解、运用生物多样性知识。比如，世界上很多土著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植物分类体系，它比西方的分类体系还要详细，或者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体系，代表了这个部族的人如何理解植物。这种理解尤其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他们称呼植物的名词非常多，一旦这种语言丧失，民族文化就丧失，关于这些植物分类的体系也就丧失。
红星新闻：您的意思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尹仑：对。比如说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它最早的发源，恰恰是一个西方植物学家在菲律宾做植物调查时，发现当地的一个土著民族对植物的划分体系比西方体系还要严谨、严密、复杂。他要理解这个土著民族怎么来划分这些植物，首先就要了解他们的语言，如果语言消失，随之而来的，就是他无法理解这个传统知识体系。
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素是从黄花蒿里面提取的，黄花蒿的药用价值在《本草纲目》等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就有记载，这就是传统知识。假设《本草纲目》等中国古代医学典籍是由一种像古苏美尔文那样已经失传的文字写成的，我们看不懂它写了什么，我们了解不到这个传统知识，自然也不知道黄花蒿有什么用处，也就不会从中提取青蒿素了。
生物多样性包括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多样性。再举个例子，英语对雪的划分很简单，大雪就是heavy snow，但生活在北极雪地里的爱斯基摩人有30多种名词来形容不同的雪。他们有关雪的分类体系，就是生态环境的传统知识，也属于生物多样性知识。爱斯基摩人生活在那个环境里，就产生了无比丰富的雪的知识，这种知识不仅可以被看见，还可以被听见、被闻见。
惠益分享的法律保护
我国在国家层面仍属空白
红星新闻：您认为，我国目前还缺乏在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获取和惠益分享领域的专门立法，对此有何建议？
尹仑：《生物多样性公约》对国家的划分概念，不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界定，而是用资源提供国和获取国来界定，但大部分资源的提供国都是发展中国家，而资源获取国，是拥有技术的发达国家。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成立了生物多样性大国联盟，这个“大国”不指政治和经济，专指生物多样性。大国联盟的一个特点，就是为很多这种发达国家提供种子资源。
中国有两个身份，第一，我们是资源提供国，提供很多种子资源、动植物的种质遗传资源给全球；第二，我们也从其他国家获取上述资源。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以提供国为主。中国首先要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尽自己的义务，要制定《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应的国内法，这样专门的生物多样性法，印度有，巴西也有，但我国目前还没有。
这些法律的核心，解决的是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惠益分享，就是你经过我的同意，用我的种子，研发了什么药或者生物产品，获得了收益以后要反馈给资源提供国的社区或者民族。我国的相关法律涉及到了物种的保护，但恰恰是在基因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方面，在国家层面还是空白。
▲云南迪庆维西县巴迪乡南几洛秘境景观，当地保存了完备的自然风光
红星新闻：我国有没有在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获取和惠益分享立法方面做相关推动工作？
尹仑:发达国家或者跨国公司，在资源提供国获取生物资源时，首先要有事先知情同意原则，要事先通知当地政府、当地社区，要取得提供国的同意。以前日本人到我国抓蝴蝶，回日本后给它取日本名，这个就不行。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这样的工作，例如云南在省级层面，湖南湘西在州、市级层面推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下一阶段西双版纳也要出台相关保护条例，但是，无论是湖南还是云南的地方条例，虽然提出了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获取和惠益分享相关问题，但没有具体的执行条款，所以不具操作性。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框架下，我国在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定专门的法律，我们就能进一步保护我们的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也可以让一些有意愿和我们分享的负责任的企业有法可循。比如说诸如欧莱雅等西方化妆品公司，它用西双版纳的花卉种质资源做了香水后，希望和当地老百姓来分享这个惠益，但由于我国没有相关的法律，它无法遵循，也就没有部门来执行。因此，即使它有惠益分享的意愿，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它分享。
▲尹仑做田野调查工作时留影
城市人提高生活质量
生物多样性是重要组成部分
红星新闻：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超大城市增至7座。请问，生物多样性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之间有何联系？
尹仑：一般城市居民会认为，生物多样性只存在于大山里，离城市生活非常远。城市的扩张是历史潮流，不可避免，但是，城市扩大毋庸置疑地改变了当地生态系统。
城市扩张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城市生物多样性。这种生物多样性，对城市生活非常重要，它使城市人感到舒适。生活在硬地化环境，出门就是水泥钢筋的大楼，你就会感到压抑，对城市人来说，生物多样性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部分。
热岛效应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城市病。城市汽车多，温室气体多，空调一开，热岛效应会形成一个罩子，把整个城市给罩住，如果一座城市拥有完备的生物多样性系统，热岛效应就可以降低。我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就有很明显的体验，它中间保留了一座山，那是类似自然林的生态系统，有一次我专门带着温度计进去，在外面量了气温为35℃，进去那个树林里，气温为33℃。
完备的生物多样性还可以减缓极端天气灾害给城市带来的影响，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郑州强降雨，如果城市拥有完备的湿地系统、河流系统、森林系统，它们就会在强降雨过程中发挥吸水和储水的生态功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这种极端天气灾害造成的风险。
超大城市的设计，首先就要有生物多样性的考量，不能使生态系统碎片化。我去过云南的一座小城，这里有河流、湖泊，甚至有从国外引进的树木，并且还保留了一些村落。首先要肯定它的意识，但细看，我又发觉不对，它只是视觉上的生物多样性，这里由于使用了农药，而听不见鸟叫和虫鸣，就不可能构成完备的城市生物多样性。
